最近很多海外媒体都在讨论一件事:
苹果正在积极寻求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，包括印度和越南。
对于这一消息，市场普遍认为，11月郑州富士康疫情导致的iPhone减产刺激了苹果。
郑州富士康工厂有近30万名工人，苹果85%的iPhone Pro产品都是在这里发货的。
那么这次的影响有多大呢？
iPhone 14 Pro/14 Pro Max上市10周后，消费者下单的等待时间为37天。在iPhone 13和12代中，这个时间分别只有15天和2天。
这么长的等待时间势必会影响iPhone的销量。
比如iPhone的新品发布会在9月，发布会后10周的时间节点是11月中旬，这是iPhone销售的一个旺季。
因为在以圣诞节为主要节日的国家，很多人会把新iPhone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亲朋好友。长达37天的等待时间会让很多人来不及准备。这些消费者很可能会选择其他电子产品。
这种困境迫使苹果开始关注“风险的集中”。
过去，中国为苹果提供了合适的工人、稳定的政策和巨大的本土市场，以至于苹果的供应链出现了这样的情况:
虽然苹果正在尽可能地使其供应链多元化，以确保供应链安全，但这些供应链公司大多位于中国，形成了地理上的集中。
今年10月，苹果公布了其主要供应商的名单。苹果98%的采购都流向了这190家供应商，包括全球产品在材料、制造和模块方面的直接支出。
在这190家企业中，有91家是中国公司，占47.9%。这些供应商中有近150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，它们都参与苹果相关业务，约占企业总数的79%。
因此，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制造在苹果供应链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主导地位。
对于一个向全球销售巨量产品的公司来说，再好的中国，如此集中的供应链都是不可忽视的风险，与中美博弈或其他政治因素无关。毕竟，连小学生都知道:
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所有的篮子也不能放在同一个车上。
苹果要想保持业务稳定，不仅需要供应链公司的分散，还需要供应链的地理分散。
因此，智威编辑部认为，苹果供应链迁出中国是必然的。
然而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事实上，这并不是苹果第一次面临摆脱中国供应链的问题。
2011年2月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硅谷与许多科技行业的大腕共进晚餐。当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发言时，奥巴马打断了他，问道:在美国生产iPhone需要什么价格？为什么不能在家完成这些工作？
当时乔布斯断然拒绝了奥巴马:“这些工作是回不去的。”
这个答案背后有很多原因。
首先，美国的教育是相对分层的，不是精英就是低学历。这就导致了有了一定的知识水平，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工厂“拧螺丝”，而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工人。
这不是编辑部想象出来的。苹果现任CEO库克曾经亲口表达过这个意思。2015年，他在接受美国《60分钟》采访时告诉记者:
“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。在我们的谈话中，你和我将称之为专业技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国开始少了职业技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把美国所有的工具和模具制造商放在我们现在的房间里。在中国，你得有几个足球场才能容纳这些技术人员。”
人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。苹果这样的公司来中国建厂，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便宜。事实上，近年来，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高。苹果这样的公司感兴趣的不是“廉价工人”，而是“合适的工人”。
第二点是供应链的丰富性。
近年来，由于美国过于追求高端和高利润的环节，一些制造业被掏空。
制造业空心化意味着，即使苹果强行将iPhone组装厂迁回美国，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
2019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一颗小螺丝钉告诉你为什么iPhone不会在美国组装》。
文章中提到，当苹果开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Mac电脑时，他们遇到了寻找足够螺钉的问题，因为他们的美国供应商只有20名员工，每天最多可以生产1000个这样的螺钉。
正因如此，当时的新测试无法按时进行，这也是导致项目延迟数月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这篇文章的作者调侃道“在中国，苹果可以依靠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螺丝的工厂，但在号称美国大地方的德州，他们发现螺丝工厂不够大”(“德州什么都大”是美国流行的地域梗，就像中国的“天津人的馅饼卷什么都大”)。
所以，苹果要想又快又好的做好自己的产品，需要一个供应链丰富完整的地方。
中国恰好是过去很多的例子:歌尔股份为iPhone提供了声学模块；德赛、欣旺达提供手机电池，深奥膜科技、lt提供相机模组，兰斯科技、伯恩光学为苹果提供玻璃盖，水晶光电提供IRCF，金龙机电为iPhone提供直线电机，安捷科技为iPhone提供屏幕触摸层功能，环球科学实业有限公司提供WiFi模组，Luxshare提供数据线，盛瑞科技提供音响设备，虞舜光学生产镜头，Luxshare，盈通通讯，东山精密等多家国内供应商提供无线充电线圈模组等等。